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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发表的以西班牙内战最惨烈的埃布罗河战役为主题的历史小说，位居当年西班牙最畅销的5部小说之列（美国Boomerang TV正着手将该小说改编成8集电视剧），并荣获由“西班牙文学评论家协会”颁发的“西班牙批评奖”。评委们称《火线世纪的《伊利亚特》”，评委会主席费尔南多·巴尔斯也做出如下评价：“在所有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作品里，《火线余生》凭借其贡献的多声部叙事脱颖而出。它从人类的角度展示了这场战役的恐怖，人物出于巧合有时在一个阵营或另一个阵营，所有这一切都娓娓道来。这部小说并非等距的，因为叙事基于共和国的合法性，但佛朗哥派也不是以恶魔的身份出现。简而言之，《火线余生》复杂、复调、多元。”
佩雷斯-雷维特承认其文学创作一直回避西班牙内战这个话题（除了作为小说背景）[3]，但如今事情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当代西班牙政客将内战作为党派斗争的工具，歪曲内战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内战的参与者和幸存者相继离世，他们的声音逐渐沉默。“我认识他们：我的父亲、叔叔、爷爷、堂兄弟、朋友……他们曾在两个阵营。那些人沉默是为了不把怨恨传染给我们，可是现在他们死了，直接的人类见证随之渐渐消失。这种情况发生时，留下的是意识形态话语，以一种非常明显的政治方式用于各种意图。只剩下意识形态而人类的证词消失，这非常危险。”[4]于是佩雷斯-雷维特首先发表了简史类作品《向年轻人讲述的内战》(La guerra civil contada a los jóvenes, 2015)，让西班牙年轻一代能够客观、公正地了解80多年前那场改变西班牙命运的战争。新冠疫情期间，闭关在家的佩雷斯-雷维特仅花费10个月时间便完成了长达近700页的长篇小说《火线余生》。作为一名优秀的战地记者（1973-1994），佩雷斯-雷维特先后报道过18场世界冲突，其中7场是内战，难得的战地经历为他创作《火线余生》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火线余生》是佩雷斯-雷维特第一次以小说的方式直接描写西班牙内战。这场内战不仅改写了西班牙20世纪的历史进程，也预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因而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登上《》头版头条的次数超过1000次）。法国作家马尔罗、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美国记者海明威等西方知识分子亲身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并分别创作了名著《希望》(1937)[5]、《向加泰罗尼亚致敬》（1938）和《丧钟为谁而鸣》（1940）。尽管这场战争已经结束85年，但它似乎并未远去，不同年代、不同政治立场的西班牙作家（既有佛朗哥阵营的，也有忠于第二共和国的，还有持中间立场的）依然关注它，从不同角度阐释它（根据相关统计，仅1989-2011年西班牙就出版了181部关于内战的小说）：
《火线余生》描写的是埃布罗河战役前10天的战况。[7]该战役是西班牙内战的分水岭，也是英雄主义的象征和共和国抵抗法西斯的神线月中旬，第二共和国人民军在加泰罗尼亚地区遭遇战败，5月29日组建东部军团（GERO），埃布罗河部队就在这个军团, 共计10万人，装备了来自前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式武器，并且其大部分军官是员，具有铁的纪律和信仰，是一支真正的红军。为了赢回加泰罗尼亚领土，夺回佛朗哥军队的主要交通枢纽甘德萨（河流以西几公里），并牵制进攻瓦伦西亚的国民军，缓解该城被围的压力（当时只有马德里、巴塞罗那和瓦伦西亚还在共和国掌控之中），人民军决定发起埃布罗河战役，期待凭借这支埃布罗河部队改变内战进程。1938年7月25日零点15分，埃布罗河部队开始渡河，11月16日以国民军的胜利告终，共计115天。它是西班牙内战最血腥、最悲惨的一场战役：为补充兵源，第二共和国政府不得不在4月中旬招募“奶瓶新兵”，即出生于1920 -1921年的青少年（一共大约3万人），他们本应到1941年才被征召入伍，但从1938年7月25日起就在埃布罗河战斗[8]；佛朗哥则动用了其全部的空军和炮兵力量（包括德国和意大利的空军支援，而共和国空军在战役初期并未参战）和以残暴著称的摩洛哥外籍军团。这也是双方最后一场大战，死亡人数超过两万人（其中三分之二是共和派），另有2万名共和派被俘（国民军有4000人被俘），双方伤员超过8万人（当时西班牙总人口还不到2500万）。从此往后，第二共和国丧失了扭转战局的机会，相反佛朗哥乘胜追击，最终在次年4月1日打赢内战。
西班牙内战的结局是多方因素导致的结果，其中的是非曲直既复杂又残酷，因此西班牙哲学家胡利安·马里亚斯（1914-2005）表示，共和派是“公平地战败”，而佛朗哥派则是“不公平地获胜”。西班牙叙事文学新闻的开创者查韦斯·诺加雷斯[9]对西班牙内战也持客观中立的立场，他在短篇小说集《血与火的战斗：西班牙的英雄、畜生和殉难者》(A sangre y fuego. Héroes, Bestias y Mártires de España, 1937)[10]前言中申明：“我与他们、与自己共同战斗，以保持疏离、冷漠、不偏不倚。我写下这些关于战争和革命的故事，自负地希望把它们放在‘永恒的视角下’，但我认为自己尚未做到这点。”[11]西班牙学者大卫·贝塞拉的专著《作为文学时尚的内战》（La guerra civil como moda literaria, 2015）总结了近年来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或题材的小说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即作品的去意识形态化和去历史语境化。
佩雷斯-雷维特在写作过程中传承查韦斯·诺加雷斯的文学和政治理念，秉持不偏不倚的立场，不倾向或扭曲任何一方：“战争不能从意识形态的立场进行评判……关于角色，看似清晰，共和派在好阵营，国民派在坏阵营。一个是合法阵营，另一个不那么合法。当你接近人们时，那种清晰消失了。我父亲出身优渥，但他与共和派一起战斗；我岳父是，却与国民军为伍。”[12]佩雷斯-雷维特声明自己并不想“洗白内战形象，也不想夺走历史学家的位置”，《火线余生》“只是一部小说，仅此而已，但凭借小说赋予我的自由，我想告诉读者：‘瞧，内战在前线是这样的……战役、战斗、面对面作战是这样的。你要知晓这些，这样你才会理解内战中你的前辈。’”[13]
《火线余生》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岸边人影”、第三部分“魔鬼的牙齿”都是6章，第二部分“公羊的冲突”7章）和一个后记（交代书中人物各自的结局）。作家采用共时性手法，将同一时间不同阵营、不同阵地的人物活动并置在一起，场面描写灵活，人物对话生动。另外，作品时空凝缩，中心舞台是佩雷斯-雷维特虚构的小镇卡斯特列斯德尔塞格雷，位于埃布罗河支流塞格雷河沿岸。双方参战部队和群像人物也是虚构的，有员、社会党人、国际纵队士兵、外国记者、民兵（包括一队女民兵）、无政府主义者、长枪党人、外籍军团士兵、加泰罗尼亚卡洛斯派志愿军。作者有意运用第三人称现在时来叙述这场战役，使它显得更加鲜活，犹如一篇战地报道，尽可能呈现最广泛的战争全景。
作者对三组人物着墨较多，第一组是通信女兵帕托（当男兵对帕托说前线“不是女人该待的地方”时，她总是回答道“这不是任何人该待的地方”）和共和军上校巴斯库尼亚那（他率领着百名第一次离家的“奶瓶士兵”在埃布罗河作战），他们代表了佩雷斯-雷维特文学作品里的典型伴侣：年轻、勇敢、坚强的女性，不轻信甚至愤世嫉俗、大胆、高贵、忠诚的男性，两人都聪明、有魅力。历史上的埃布罗河战役并没有任何女兵直接参战，但佩雷斯-雷维特在其作品里虚构了一队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通讯女兵，因为他希望向她们致敬：
佩雷斯-雷维特认为战场上的人并非黑白分明，很多时候是充满色差的灰色。在他的笔下，既有让半个营的文盲士兵学会读书写字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营政委拉米罗·加西亚，也有对下级和一线战士的生死无动于衷的苏联政委里卡多；矿工出身的共和派工兵胡利安·帕尼索与国民军临时少尉帕代罗都是出色的军人，有责任感、荣誉感、奉献感，只不过他们效忠不同的阵营；在佛朗哥队伍里既有杀人如麻的长枪党人萨拉永中尉，也有懂得尊重战俘的卡洛斯派志愿军科尔·德·雷伊上尉。
佩雷斯-雷维特善于通过细节来展现战争中的人性善恶。比如为了救一个临盆的孕妇，双方军人停火半小时，让她从国民军所在的街道转移到共和派一方，因为这边有医生。当出生的孩子发出哭声时，双方都为之庆祝；为了去唯一的水井取水，交战双方达成半小时停火协议并严格执行；敌我巡逻小队意外相遇时，从一开始的惊吓，到后来互相交换烟叶和烟纸，然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国际纵队奥达菲少校在战斗中身负重伤，长枪党士兵发现他后并未开枪而是打算让伤员安静地死去，但奥达菲请求他们给自己补一枪，并把自己的望远镜送给他们作为酬谢。为了不让奥达菲像条狗似的在那里独自慢慢痛苦死去，长枪党士兵照做了。在小说的结尾，两名年轻的加泰罗尼亚卡洛斯派志愿军发现巴斯库尼亚那和一名受伤的“奶瓶士兵”在埃布罗河里漂游，他们犹豫之后还是决定不朝敌人开枪，放过这两人。这个细节与《萨拉米斯的士兵》里的共和派民兵放过长枪党首领桑切斯-马萨斯、让他逃生的情节有异曲同工之处。
作为一部描写战争的小说，《火线余生》还涉及西班牙内战的其他一些经典战役，如特鲁埃尔战役、布鲁奈特战役、莱里达战役、辛加河战役、北部战役、科多战役、贝尔奇德战役、哈拉马战役、拉格兰哈战役、索莫西埃拉战役、佩尼亚罗亚战役，这些历史事件对中国读者来说都比较陌生。此外作者使用了大量的军事术语，并用很大篇幅来描写交战双方使用的各种武器及其作战效果：托卡列夫TT-33式手枪、阿斯特拉长管手枪、星式手枪、曼利夏步枪、俄国莫辛-纳甘步枪、“虎”牌卡宾枪、MP-28 II型“橙树”冲锋枪、哈奇开斯机枪、绍沙M1915式8毫米口径机枪、伯莱塔18/30型冲锋卡宾枪、马克沁重机枪、伯格曼轻机枪、T-26轻型坦克、道尼尔Do-17型轰炸机、德国Henschel Hs 123双翼飞机、图波列夫SB轰炸机、波利卡波夫I-15歼击机、波利卡波夫I-16歼击机、亨克尔战斗机、意大利菲亚特CR.32战斗机、博福斯高射炮、拉菲特手柄式榴弹、波兰造菠萝型手榴弹、意大利Oto-35手雷、俄国F-1“利蒙卡”手榴弹等。为此作者专门请教了武器专家和收藏者，甚至买了一部MK战地电话，看看它有多重。这些专业的军事素材为小说增添了真实、浓厚的作战氛围，当然对于译者来说是一大难题。
作家还以平实的笔触描写了士兵们在前线所遭遇的各种考验（“在那里不是为了祖国或旗帜、而是为一口水或一根香烟战斗”[16]）：饥饿（尤其是共和派，他们的供给较弱）、炎热（1938年的夏天西班牙温度高得异常）、干渴（距离水井或喷泉遥远，条件最好的是用村里酒窖的葡萄酒和白兰地解渴，大部分情况只能用舌头舔舐一下嘴唇）、伤亡（共和军通信班女兵在巡查线路时话音刚落就被流弹击中丧命，佛朗哥阵营则流行着一句不吉利的谚语“临时少尉，正式尸体”）、战斗的艰辛（共和派以坟墓为战壕，躺在泥地里休息，虱子、蚊子、蚂蟥成群；阵亡的军人尸体在太阳下腐烂，无人帮他们掩埋）、对战争的无知（“奶瓶士兵”上前线时没有练习过射击，最小的参战者托内并不了解什么是战争，12岁的他为国民军当向导也仅仅是出于对军人的崇拜）和无助（共和派士兵在准备渡河时都把自己的证件撕毁，因为担心被俘后身份暴露遭到监禁和枪决）。
《火线余生》是一部反思西班牙内战、探讨战争中人性之光的佳作。正如英国惠灵顿公爵的一句名言，“战争的胜利是除战争失败之外最大的悲剧”，西班牙内战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胜利者，无论抑或，都是失败者，这正是佩雷斯-雷维特在《火线余生》中所要阐明的观点。“他没有选择中立，也没有选择等距离，而是选择了唯一合理的交战方式：站在曼努埃尔·查韦斯·诺加莱斯所勇敢捍卫的第三种西班牙一边，以同样的热情与法西斯主义者和者、反动派和革命者拉开距离。他的承诺变成一部非凡的小说，灵活的叙事与对人类、战争、友谊和承诺的深刻反思并存。《火线》是一幅震撼人心的壁画，描绘了一个希望和平生活的国家最大的集体悲剧，并向所有在那一悲惨时刻倒下的人致敬。”[17]
[1]阿尔杜罗·佩雷斯-雷维特（Arturo Pérez-Reverte, 1951- ）：西班牙历史小说首席作家，出版过《阿拉特里斯特上尉历险记》（Las aventuras del capitán Alatriste, 1996-2006）系列小说，描述西班牙军团在欧洲征战的经历，生动而全面地呈现了17世纪西班牙帝国由盛到衰的过程，他也因此成为第一个登上《》畅销书榜的西班牙作家。2006年20世纪福克斯阿根廷分公司将《阿拉特里斯特上尉历险记》拍成电影《佣兵传奇》（Alatriste），由美国、法国、西班牙联合制作，2007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
[9]在佩雷斯-雷维特眼里，查韦斯·诺加雷斯(Manuel Chaves Nogales, 1897-1944)是西班牙20世纪最优秀的记者，然而却因其独立的人格和政治立场在西班牙被不公平地遗忘。内战结束后他流亡法国，最后去世于伦敦。2020年西班牙出版了查韦斯·诺加雷斯的5卷本《作品全集》（Obra completa, 1915-1944）；《靠近起义的人民》（Junto al pueblo en armas, 2024）收录了他在内战时期发表的所有报刊文章。
